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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不断升值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

2021-11-17 来源:汉中机械信息网

人民币不断升值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

人民币不断升值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2011-11-11   在国内开会,为什么要喝英国的水?面对记者后,吴敬琏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针对主办方特意为VIP人物准备的进口矿泉水。

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,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。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,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,再到近年来变成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……他总是针砭着中国经济的时弊。

昨日下午,吴敬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,对近期热点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

政府应该自己改

本报记者:在中国入世10周年的节点上。从您的角度分析,中国这10年入世的得与失都在哪里?政府这些年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?

吴敬琏:从现在往回看,在入世时,很多人都担心我们包括农业、汽车制造业在内的部分产业会垮掉,可到现在都还没垮。现在我们把当时的担心翻出来再看看,研究为何这些担心没实现,就能让我们懂一个道理,就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:自由贸易。

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都赞成这样一点,竞争能带来繁荣。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。二战前这种情况还有所不同,但现在中国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,没有国家能强迫中国接受不利的条件。自由贸易对我们是绝对有利的。

有人可能认为,自由贸易是不等价交换,对发展中国家不利。但这在概念上有个错误,把各自的劳动消耗看成各自的价格,就认为不等价了。这是逻辑错误。

政府应该对自己的企业在制度环境上有所帮扶。现在我们的制度比别人差,一些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。或者说,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条件差,没有赚到钱,是政府应该从这10年中得到的教训,政府应该自己改。我想这10年,我们应该增强信心,改革开放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。

要给企业三个力

本报记者:入世10年中,前6年的诉讼案件只有3件,此后却越来越多。中小企业出口壁垒增加,企业应该怎么办?政府又该怎么办?

吴敬琏:这可以分两个方面看,有些国家在金融危机情况下会加强贸易保护主义,常常会用这种武器保护自己的市场。另外一方面,我觉得咱们自己也有问题,要反思是不是也有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。

在国际上,我们经常被指责汇率问题。从2002年开始,日本提出我们操纵外汇,随后欧洲、美国都提出这样的问题。国内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外国人,但中国人应该从国内着眼,进行汇率制度改革。我赞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的意见,讨论这个问题,不在于谁说我们低估,我们该怎么对付他,而在于考虑我们自己。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不是升值不升值,而是人民币形成机制是不是应该市场化,是不是应该减少政府的干预。

我在浙江做过调查,很多企业家不同意升值,说纺织品利润率只有3%,人民币升值就做不下去了。

但有一名绍兴企业家跟我说,眼前看,不升值有好处,但3年以后就不得了了。绍兴的服装企业有种说法,叫你创新我仿冒,当地政府就引导大家都仿造销路好的式样,3年后整个行业就完了。所以企业一定要有压力,技术上有改进,花色品种有改进,增加附加值。

本报记者:那在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,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?您曾经说政府不应过度干预,现在政府对中小企业所做的,是过了,还是不够?

吴敬琏:政府对企业一定要有3个力。第一是压力,人都有惰性,不能老护着他。第二是动力,要让人在创新中得到好处。以前说都是中国人,大家不要计较一起赚外国人的钱,但创新的人总是得不到好处,以后就不创新了。第三要有能力,要想一切办法去帮助企业。对于小企业信贷的担保公司,由政府牵头、组织企业共用技术开发。

至于压力,在2003年的时候,有一次中财办开会。我就力主一定要动汇率。你看结果如何,升值超过30%,天也没塌下来。但后两个力政府做得还不够。政府如果三个力一起下,企业的附加值要增加很多。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,它对企业保护太好,导致现在索尼干不过三星。

本报记者:说到附加值,您认为现在很多企业靠房地产,而不是靠创新赢利,症结在哪?

吴敬琏:房地产市场有个很大的扭曲。调控方法上我不赞成限购,这政策我始终不懂。

但有一点要说,就是房地产为什么那么赚钱,就是因为农民把他们应该拿到的东西给了政府,政府给谁土地,谁就赚钱。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。我们有一些很有名的、号称创新的企业,他们赚钱从哪儿赚的?如果企业赚钱不是靠创新,而是靠房地产赚钱,那我们的企业应该到哪里去?

转变不顺,根子在体制

本报记者:针对全球化的金融危机,如果要同时照顾到中短期和长期的利益,政府应该在经济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?

吴敬琏:我们可以看到,中国在用短期措施应对金融危机,是坚持同舟共济,合作共赢这么一个方针。而对于中长期来讲,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,提高效率,要改进增长的质量。

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,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。由于投资回报递减,所以投资率不断提高,投资率不断地提高,就引起了消费率的相对的降低,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、消费水平不能得到提高。

21世纪以来,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使得低附加值的出口活动受到了限制。出口造成外汇结余增加,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、股市泡沫、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,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。

所以如果不转变这种靠投资和进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,就无法解决我们的经济失衡问题,实现经济的再平衡。

而转变之所以进行得不顺利,是因为体制上的障碍。

本报记者:如您所说,目前我们的投资和出口都遇到了问题,而在CPI指数高于人均收入增幅的情况下,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样遇到困难。要推动经济增长,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吗?

吴敬琏: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靠体制改革。我们要消除体制障碍,就要靠改革。只要坚持改革,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障碍,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。

改革已经有30多年了,最关键的问题,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。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过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,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。但是在很多领域,旧的体制,政府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,来干预微观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旧体制的遗留,依然顽强地存在,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有回潮。

所以,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。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?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?政府需要在今后改革中做到有所为,有所不为,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,让市场去做,要有所不为。另一方面,政府需要在提供基础社会保障、提供良好教育体系、提供公共产品上尽责,加强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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